互联网身上的中年危机

中年危机不仅会发生在男人、女人身上，还会发生在互联网身上。

前段时间，互联网圈陆续发生了几个轰动事件，比如程序员集体抗议996，比如甲骨文大裁员。加之中年中层管理者被大厂清洗，很多人意识到，狂奔了20多年的互联网有点老了。

时间追溯到1994年，中国通过一条64K国际专线接入互联网。26年后，互联网带给整个经济模式的改变已经影响到了方方面面，但与此同时，经历了野蛮生长的行业利益增长点在消减，互联网已经“人到中年”。

一年多来，中国的互联网，即便那些互联网巨头，比如腾讯、阿里、百度、网易等，日子都不太好过，好似经历中年危机。尤其随着IT、技术相关的许多行业，甚至制造业也被纳入互联网+的范畴，波及面变得越来越广。

编者采访了身处互联网的各阶层人士。当互联网遇上中年危机，不论身在底层、中层还是高层，他们或多或少都感受到了：危机比预想的来得早了一些。

突无着落的底层
“甲骨文是不是真的老了。”有员工向编者感慨。

5月7日，作为全球知名软件公司的甲骨文，宣布关闭中国研发中心，预计裁员近千人，裁员工作正在快速行进中。

编者第一时间联系到甲骨文几位被裁的技术人员，他们都表示，“目前不愿意接受采访，也不想表达什么观点，自己确实被裁员了，目前的紧要任务是找新的工作。”

有人力统计过，甲骨文这次被裁员工的平均年龄在37岁左右，在互联网圈，这已经是非常尴尬的、不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年龄。

市场也趋于饱和。深圳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HR乔力告诉编者，“现在大城市北上广深互联网工作都不好找了，BAT出来的人才遍地都是。”

这其中，底层是最不好干的，却又最无力反抗，有时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。

“毕业两年，发现女朋友没有，存款也没有，身体健康也没有，感觉自己是不是要凉凉了。”杭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0后java工程师江伟告诉编者。

广州某互联网公司90后技术工程师杨萧工作3年，但是工资越来越低，有种变相降薪的感觉，“即使这样，也不能辞职，维稳可能已经不错了，我有一些朋友所在的互联网创业公司有的发不出工资，有的都倒闭了。”

他没有存款，害怕面对突然袭来的变故，租房、吃饭，日常消费之后一个月工资所剩无几，每月还要还信用卡。

更不要提买房子，走到街上有人发给他楼盘信息的宣传单，为了礼貌，他接着，但会随手扔到垃圾桶，“我并不想浪费，但是看了就心慌。”

这一年，大学生也感受到了这波强烈的冲击。

北京经贸大学统计学专业研究生吴量还未毕业，就已经感受到互联网就业市场的残酷。去年6月份至今，他已经在京东实习近一年，即使技术扎实过关，业务突出，拼命加班，领导口头保证过可以转正，但一个月前，他被告知，实习期过后不再留人。

编者曾听多家猎头讲过，京东曾与一些大学毕业生签过三方协议但最终毁约的情况。

但吴量告诉编者，他当时签的是实习合同，还没有签三方协议，也就是说当时是实习offer，还没到签三方的节点，“听说是有一批毁三方的应届生，其中部分拿到赔钱了。”

初出互联网茅庐便碰壁，他感到市场的残酷，开始奔波于找工作了，“在北京6年了，还没有说要放弃的时候，北京还是值得再拼一把的。”

上海某猎头公司顾问景明然告诉编者，根据目前互联网企业情况来看，校招职位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至少一半，许多公司对于各个阶层的员工的需求都减少了很多，除了对人员整体素质要求变高之外，工资水平并没有上涨趋势。

大厂之下，转型无休止的中层
今年5月初，华为高级产品经理徐波，刚刚在非洲完成一次搬家。别人搬家是以城市区域划分，徐波搬家以西非、北非、南非划分。之前他一直在西非，因为工作变动，现在搬到南非。

在与互联网联系最紧密的通讯行业工作多年，徐波是主动“拥抱”危机感的人。在他看来，互联网整体产业链上的危机从2013年之后，就开始明显起来了，只是最近这两年，冲击显得更加强烈。

因此，当别人都不愿意去艰苦的西非，他主动选择前往;别人不愿意参与的项目，他直接找到高层申请自己去负责;在非洲做出了很多成绩，可以选择去更好一点的欧洲市场或者北美市场，他不去，他依然选择在坚守非洲。

徐波告诉编者，“科技时代带来的对未来的未知，是让人最恐惧的地方。”

在西非，自来水是黄的，他不敢用来刷牙;紫外线辐射强，人衰老很快;电力不稳定，基本上都是靠柴油发电机;蔬菜水果匮乏，需要进口;环境也不安全，有疾病也有抢劫。

为了跟上项目进度，他曾连续3个晚上只合眼一两个小时。最终得到了公司的嘉奖。但这并不能让他在西非站稳脚跟。

根据华为全球战略的调整，徐波跟西非的同事们都经历过多次的转型。最终由于公司战略转型，西非进行拆分合并到了南非和北非。

徐波来不及哀叹，“领导有天晚上突然电话通知我，告知我华为科特迪瓦分部需要换IT的兄弟，看我是否想去面试试试，给我考虑的时间很短。”

本着赚钱的考虑，他答应了，再次直面变化。这些变动和转型，也让他心态逐渐发生了改变，“驱动我工作的是真正想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事了。”

但变动仍没有停止。2018年7月，他又在集团的要求下，加入南非企业数据中心解决方案销售部，职位是高级产品经理。

徐波看到这个行业正在面临的“中年危机”：运营商都在积极的寻求转型，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业务模式，但面对已有业务的基础，再进行创业和创新的话还是很困难的。

在他接触到的互联网链条上，不管是互联网本身，还是科技企业，或者是通讯行业，其各项结构都难以改变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“这跟一个人的中年危机一个道理。”

年龄大一些的互联网行业中年女性，更是感受到这波危机的严重性。

“难道过了40岁再去找工作的女性，就该去死吗?”刘露生气地跟编者讲述她在互联网行业的求职经历，“许多公司已经不要35岁以上的女性了。”

刘露今年42岁，目前仍在找工作的状态，而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大半年的时间了。

在此之前，她已经在互联网行业工作了十几个年头了。两年前，朋友推荐她去一家互联网音乐在线教育公司，那是一家创业公司。创始人在看到她的资料背景和工作经历后，邀请她加入其中，职位是市场副总裁。除了高职和高额的工资，公司还承诺分给她一部分股权。

但事情并乐观，她看到互联网创业环境在下滑，如果再像之前只是烧钱的模式，而不去精耕细作的话，一定是不能长久。“我很佩服创业者的勇气，但他们对于产品根基的铺垫和打造，这方面是没有的，这都是我下定决心要离开的原因。”

工作几个月后，她毅然决然辞职了。

如今工作还没有着落，“再次找工作的我，发现市场环境已经变了，这已经不是几年前可以让我去做选择的互联网江湖了。”

“熬吧，再多去面试几家，总是有机会的。”刘露告诉编者，她并没有放弃，但是她的积蓄确实也让她熬不了太久，“因为对于中年人来讲，要消费的地方太多，每天没有收入其实就是退步，其实这是最考验人心理的地方。”

互联网中年危机下，中层不但要疲于“生活”的奔波，还可能面对尊严的丧失。这一点，今年35岁的林逊感同身受。

大学毕业后，林逊一直供职于某传统财经媒体，从一名财经记者做起，逐渐成为了该媒体的中层，建立了自己的团队，每天接触的也都是企业家阶层。

今年3月份，他转型去了一家大型跨境电商企业任营销总监。但进了公司才发现，营销不让花一分钱，该怎么做?公司员工每天打了鸡血一样去做地推，找客户、签合同……即使没事了，下班了也不离开办公室，起码看起来是在加班的样子。

有一次，为了照顾年幼的孩子，他下了班就开车回家了。直接后果是，领导向他传达了该电商集团董事长的指示：既然你干着不爽，就辞职吧。收拾一下东西。

林逊告诉编者，“失去了工作，房贷和生活的经济来源一下子断了，这几天我半夜都被吓醒，发现全身已经一身的冷汗。”

高处不胜寒
90后海归刘羽，2015年回国之后，为家人交上的第一份职场答卷，是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创办一家公司。

彼时互联网金融在中国投资领域开始盛行，互联网金融公司从大城市到小城市，开始风行起来。当年新增P2P平台3335家，平均每天超过9家平台上线。



刘羽从新公司的创立、招聘人才、制度管理的制定，业务谈判与资源对接，她每一个环节都细心参与其中：和工作人员一起去全国各地出差，也和工作人员一样去现场做地推活动，耐心地给每一位用户讲述自己的产品。

她的家族以做煤炭生意起家，后在转型的过程中开始做传统金融贷款业务。

本身拥有家族企业资本的支持，再加上刘羽个人专业度和强大的融资能力，她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很快就成为本土具有信任度也具传播力的品牌。

但是好景不长，互联网金融公司面临政策上的变动，2016年8月，银监会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《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》，互联网金融进入监管阶段。

后来的她受到连续性“暴击”：2018年8月，网贷整治办下发《关于开展P2P 网络借贷机构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，2019年1月《关于做好网贷机构分类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的意见》(175号文)，直到有关部门通知她把公司关停。

她第一次感受互联网创业的冰冷和残酷，无奈之下，她关掉了创办的公司，把客户的钱一一退回，把招聘来的人员都安置在了集团的其他岗位，“算是没有裁员，大家都还有事做。”

虽然她没有谈及这次创业给自己带来的创伤，但是她的助理还是告诉编者，“从公司关掉的很长一段时间，都能看得到她的失落，她过了很久很久才走了出来。”

和年轻创业者一样，处在互联网人物链的顶端，是高层的焦虑和妥协，也是沉默的大多数。

这其中，第一批互联网人已经进入中年，当年风头正劲的年轻人，怎么看现在的互联网江湖?当编者将这些问题抛给他们时，没有答案，只有沉默。

杭州某互联网服务公司董事长岑韧告诉编者，自己公司服务的许多企业，大多是科技型的，互联网型的创业公司，也有很多顶级的人才，很优秀，但是他们中有很多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。这些年来，互联网行业有些奔跑的人，内心也备受煎熬，为了给这些人缓解压力，他组织建立了一个企业家心灵辅导的空间，以帮助他们走出内心的阴霾。

作用如何?他告诉编者，“我们在努力，但是能力建设需要一个过程。”

京东某资深管理人员陈禹告诉编者，他已于4月份辞职了，“我已经退出了互联网了，准备去卖保险。”他对于互联网行业有很多的不舍，毕竟奋斗差不多20年，从互联网高层到保险行业，这么大的选择和变更，不知道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，又有多少无奈，但他不愿意谈起。“我慎重考虑了一下，还是算了吧。”

腾讯某产品总监刘捷是一名通信、金融领域的老兵，对于这次互联网的中年危机话题，刘捷保持沉默。

郑州某通信公司总裁陈亮，在这个行业已经8年了，但还是在2017年辞职，关于经历，他讲了一句颇有哲理的话，“我的经历，都在经历里。”

走过彷徨之后
据去年8月发布的CNNIC数据显示，中国网民规模8.02亿，普及率达到57.5%，除去文化教育水平比较低的老年人以及不具备上网能力的小盆友，留给中国互联网的增长空间已所剩无几。

另外，中国的经济增速在经济长时间的高速，中高速增长后逐步放缓，稳定在6.5%左右。这对互联网也都不是好消息。

中国互联网或已进入了中年，收入骤降，压力骤增，但却也不得不负重前行。

然而身处互联网中年危机的人，可能有你，可能有我。走过彷徨之后，终将振作起来。

年轻创业者刘羽选择乐观面对，之后她又投资了艺术品市场，投资了餐饮，也投资了一个酒吧，这其中离不开互联网，移动互联网对于这些投资项目的推动。

看着自己的投资的一个项目逐渐有了起色，创业初期的阴影在一点点消失，“投资其实更重要的是‘投资’自己。”

徐波已经习惯了“变化”，他誓言自己就要做“烧不死的凤凰”，去拥抱每一次变革。他开始去欣赏非洲的独特，“这里的人很知足，他们对于财富的定义，和我们的定义不太一样，只要能吃饱穿暖，有地方睡觉，他们就觉得很幸福。”

吴量、刘露，林逊以及甲骨文被裁员工仍在找工作的路途中，是否限定互联网行业，他们有人表示人仍然爱这个行业，想坚持。也有人说，“不设限，看缘分。”

……

时代改变了行业，我们改变了自己。

作者：李曼曼